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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最容易失去的是今天”

购买彩票平台 时间:2019年10月31日 11:16
1889年10月29日,中国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出生。他曾说,“最珍贵的是今天,最容易失去的也是今天”。   1920年2月中旬,年关将至。一辆带篷的骡车自北京朝阳门缓缓驶出。车上坐着一个商人模样的人,操着北方口音,从容应对一路盘查,车内的人则一声不吭。   到了去天津的大道上,两人开始轻声地谈论着关于在中国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。骡车上的两个“商人”,一个叫李大钊,另一个叫陈独秀。陈为摆脱警察的拘捕,由李陪同到天津。马车颠簸一路,着实让两人不舒服,但这一颠,也颠出了“南陈北李,相约建党”的一段佳话。   1918年1月,北大图书馆进了大批新书,特别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外文书籍。在北大红楼内,一个身影埋头钻研十月革命的经验。   同年7月,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》一文,发表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《言治》杂志上,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的道路,在天津点燃的马克思主义火炬,被少年中国学会、国民社、新潮社等组织和团结的一批先进青年争相传递,以不可阻挡之势,点亮全中国。   1919年1月的《新青年》上,一篇《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》热烈赞扬俄国十月革命,预言:“人道的警钟响了!自由的曙光出现了!试看将来的环球,必是赤旗的世界!”   1920年10月,在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,北京小组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成立。李大钊送别来华帮助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时说:“我们这些人只是几颗革命的种子,以后要好好工作,把种子栽培起来,将来是一定会有收获的。”   在李大钊领导下,北京早期党组织发展很快,至一大召开时已有16名党员。中国北京支部成为北方组织的核心,成员们到各地活动,对北方各地党组织的建立起到指导和协助作用。   1921年7月,中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。李大钊虽因故未能参会,但他为筹建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,使其成为公认的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。   李大钊虽为文人,却有着丝毫不逊于武将的豪情壮志,坚定帮助孙中山确立“联俄、联共、扶助农工”三大政策,并在改组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起了积极作用;提出了党抓武装的军事思想,培养了一批军事人才。   学潮如何结束?中山抵沪后,态度极冷静,愿结束护法主张,收军权于中央,发展县自治,以打破分省割据之局。洛阳对此,可表示一致。中山命议员即日返京。昨与溥泉、仲甫商结合“民主的联合战线”(Democratic front),与反动派决战。伯兰稍迟亦当来京,为政治的奋斗。《努力》对中山的态度,似宜赞助之。弟于明日与仲甫赴杭一游,一二日即回沪去洛阳返京矣。余容面谈,请将此情形告知梦麟、一涵诸同人。   :“李大钊是我线年冬,古老的北京城大雪纷飞,北大图书馆内,一个操着湖南口音的小伙子熟练地整理完一堆杂乱的书籍,经过红楼一层东南角的一个办公室,见到了仰慕已久的“李先生”,旧式长袍,圆脸黑胡,厚圆镜片。小伙子有点不知所措,先生朝他笑着点了点头。   后来在和斯诺谈话时怀着深厚的感情说: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,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。李大钊是我“真正的老师”。   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期间,正是李大钊开始向中国民众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重要时期。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、大力宣传和不懈实践,深刻地影响着,而蓬勃的革命思想和认真踏实的工作态度,也深得李大钊的赞赏。和青年一起工作,李大钊更为深刻地看到“新青年的创造能力”,展望着二十世纪人类“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”。   作为老师,他深刻意识到,青年是民族复兴、国家富强的希望所在,因此他广泛结交青年朋友,积极为他们排忧解难,提携扶植,指引青年朝着正确方向前进。包括在内,李大钊的红色旗帜下,还围绕着邓中夏、高君宇、何孟雄、黄日葵、罗章龙、刘仁静等一批进步青年。   1926年“三一八”惨案后,北方政治形势日益恶化,李大钊一直受到北洋政府通缉。党组织和战友们都劝他离开,但他认为北京还有不少重要工作要做,要留下来继续战斗。   1927年4月6日,奉系军阀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派大批军警包围了苏联使馆,李大钊连同留京的国共两党工作人员共60余人一同被捕。在狱中,李大钊承认自己为马克思学说崇信者,故加入,其他一概不知。他写下《狱中自述》,公开昭示自己“自束发受书,即矢忠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,实践其所信,励行其所知”的人生理想和革命历程,表示“为功为罪,所不暇计”。4月28日,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,李大钊等20人被判绞刑。李大钊首登绞刑台,慷慨赴义。   人生的目的,在发展自己的生命,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。因为平凡的发展,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。绝美的风景,多在奇险的山川。绝壮的音乐,多是悲凉的韵调。高尚的生活,常在壮烈的牺牲中。   “革命思想早,行动守纪律。就义从容甚,大节凛不辱。计公挥笔阵,前后十三年。先驱好肝胆,松柏耐岁寒。自学浑不倦,诲人何其勤。没有宗派气,内外从如云。斗争结盟友,殉难慷慨同。人民柴市节,浩气贯长虹。负隅只自误,改图天地宽。如果真爱国,合作可能三。屈指捐躯日,迄今三十年。人民大统一,吿慰更向前。”   这是 1957年的4月28日,陈毅为纪念李大钊殉难30周年挥毫写下的诗句。“以纪念李守常同志及同他一道就义的同志们,并寄言台湾方面内有识之士。”1922年冬至1926年春,陈毅曾和李大钊一起在北京工作,当时共同殉难的还有员杨景山、谭祖尧等,和员路友于、邓文辉等。想起当年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牺牲的老战友,这位久经沙场的战将已是泪满衣襟。   他神色从容地看着前来告别的家人,在绞刑台高呼“万岁”英勇就义,他曾是生活富裕的大学教授,每月数百大洋可养活四五十口人,但他却以生命之钟撞响旧中国的黎明。他说“只要我们有觉悟的精神,世间的黑暗终有灭绝的一天”,“试看将来的环球,必是赤旗的世界”。   惟吾中国,自鸦片战役而后,继之以英法联军之役,太平天国之变,甲午之战,庚子之变,乃至辛亥革命之变,直到于今,中国民族尚困轭于列强不平等条约之下,而未能解脱。此等不平等条约如不废除,则中国将永不能恢复其在国际上自由平等之位置。而长此以往,吾之国计民生,将必陷于绝无挽救之境界矣!然在今日谋中国民族之解放,已不能再用日本维新时代之政策,因在当时之世界,正是资本主义勃兴之时期,故日本能亦采用资本主义之制度,而成其民族解放之伟业。今日之世界,乃为资本主义渐次崩颓之时期,故必须采用一种新政策。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及被压迫之弱小民族,并列强本国内之多数民族;对内唤起国内之多数民众,共同团结于一个挽救全民族之政治纲领之下,以抵制列强之压迫,而达到建立一恢复民族自主、保护民众利益、发达国家产业之国家之目的。钊自束发受书,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,实践其所信,励行其所知,为功为罪,所不暇计。今既被逮,惟有直言。倘因此而重获罪戾,则钊实当负其全则。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,不事株连,则钊感且不尽矣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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